分享经济释放社会发展新动力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在网络强国战略大背景下，基于“互联网+”的分享经济模式将释放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并成为社会进步的新方向。分享经济带来发展新思维
“分享经济”通常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将闲置资源向附近的需求者提供及时服务的新型商业形式，分享平台对供需双方进行资源重新配置与组织管理，创设出新式的品牌与服务，并收取特定比例佣金。“分享经济”模式通过对使用权的重新安排使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又为市场需求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更好统一。从长远视角看，分享经济将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1.分享经济将改变产业模式。在传统产业模式中，供需双方经常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商品和服务在配置上的不均衡，这将导致资源浪费，从而阻断产销链条。而分享经济将会创设出新型的生产关系与消费模式，通过调整存量资源配置以实现商品及服务供需均衡，使得产品价值最大化。
2.分享经济将革新就业模式。传统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是全职就业模式；而分享经济为具有创新意愿的劳动者提供全新的工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统一的；人们在自己本职工作之外，可以根据兴趣和能力所长自由选择任务与工作时间，创造额外的劳动收入。这种雇佣模式下，企业可以更加灵活管理与运营，个人的工作形式也可更加便捷。
3.分享经济将更新消费模式。分享经济带来消费模式从“一次性”到“再利用”的重大转变，给传统的消费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分享经济模式下，“占有”不再是最核心的价值尺度；“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消费者通过存量资源共享，将享用更加便利、舒适、快捷和实惠的产品。
分享经济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效率
分享经济在上述经济链条上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新思维，同时，它通过互联网相关技术将具有零散供需信息的市场主体连接，促进供需双方建立无须转让所有权的新型合约机制，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的提升。
1.满足临时性的供给与需求。社会化生产与消费中，供需双方的供需意愿通常短暂且分散，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技术实时提供并匹配供需信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满足临时且分散的需求，避免浪费，如此可极大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
2.满足临时性的雇佣与就业需求。比如在汽车共享领域，“专车”司机可根据自我的时间和意愿决定是否提供服务，而乘客也无须长期雇佣司机和车辆就能满足临时性的用车需求。这种汽车共享模式能够降低社会生产的总体成本，也可以增加社会整体福利，满足了劳动者额外就业的灵活性。
3.盘活闲置社会资源的能力。无论是房屋、汽车还是劳动者的时间等资源，经常处于闲置的状态，而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投入生产和使用，能够大力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减少浪费。
4.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分享经济具有临时性和分散性的供需特性，这决定每个个体既可是生产者又可是消费者，为社会劳动者提供更灵活的就业机会，增加其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又能以较为经济的方式满足消费需求，减少生活支出。
分享经济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分享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重新进行合约安排，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使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为社会需求者共同占有，以按需分配为基础，以共同生产为纽带。这是一种新的所有权占有形式，在这种分享经济的形态下，每个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意愿与能力进行选择与才能发挥，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每个人都是分享网络上的节点，其主体地位平等并自由参与网络生活，通过闲置资源贡献与按需重新配置，极大丰富物质资料与精神资料的生产与供给，每个人都可以为别人的需求满足与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社会生活和谐共进，最终使得全体共享网络上的人员都成为全新个体。
分享经济作为互联网发展的高级阶段，将以信息公平促进中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信息共享促进中国社会的自由与开放，以高频与速度促进中国社会运行的效率提升，以永无止境的创新促进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
分享经济将从四大新视角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是跨界创新。分享经济的发展需要不同行业间的跨界，代表产业形态的变革与开放特征。以跨界融合夯实创新的基础，改变传统资源型驱动增长形式为集约型创新驱动的生产方式，提高物质商品的生产能力。
二是结构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地缘政治与文化结构在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移动共享技术等冲击下，会面临颠覆式的革新与重塑，进一步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治议事规则与国家治理机制也较过往有很大不同。
三是尊重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以民为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分享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源便是对于人性最大限度的尊重、对人民的敬畏以及对于人民创造性发挥的重视，这将极大推动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
四是开放与连接。分享经济促进开放生态系统的建立，消除信息孤岛与封闭式群体结构，最终以开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同时，分享经济强调连接的价值，并以不同生态系统的有层次的连接进一步保证开放性特征。
分享经济将创造一种新的议事机制与新的动态协议，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内在开放及激发内生活力，从而推动国家整体开放生态的塑造。同时，它所倡导的平等与效率，将激励社会放大人力资本，并产生进一步的交互与协同，也将促使中国的人力资本更公平参与生产资料的分配与价值实现，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这本身就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享经济需要创新监管模式
分享经济的基础是产权制度，本质是建立在个人所有权之上的合约安排。产权制度需要法律来确立和维护，而合约安排更需要法律的设置与监督。
不同于以往的创业热潮，“分享经济”类公司不直接聘用员工，不用为其购买社保、提供劳动保护、支付退休金等。而更重要的是，当前的监管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国家政策、地方监管以及传统实体经济竞争对手和其他团体的反对等问题，如出租车行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定价规则和税收等方面缺乏制度约束。因此，分享经济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才能保障其健康有序发展。
此外，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政策之下，监管者应跳出现有法律规定所设定的框架，依照《行政许可法》所设定的回应型规制框架，努力在创新与潜在风险之间保持平衡。政府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同时，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在发展中解决发展的问题。
总之，分享经济是一个发展中的实践，也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其中的问题。面对分享经济和分享公司，我们必须创新监管思维，才能实现创新与规制的有机结合；才能避免分享公司像野马一样横冲直撞地搅乱市场经济；才能确保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的效用最大化；才能留给分享经济一片晴朗的天空。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系统工程。这既包括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也包括实践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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